图1

　　一部中国陶瓷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每一件陶器、瓷器，都是它所诞生的那个时代政治、经济、文学、宗教等各种文化的浓缩体。钧瓷，在我国历史上曾经扮演过基督教文化传播者的重要角色，推动了基督教文化在我国尤其是中原地区的传播和发展。这件金代钧瓷天蓝釉红斑梅花十字纹圆盘，就是我们深入研究基督教文化珍贵的实物。

图3

图2

图4

　　金代钧瓷天蓝釉红斑梅花十字纹圆盘（图1），口径16.5、足径6.9、高4厘米。圆口，弧腹，浅壁，平底，圆圈足。口沿胎薄，外凸出两道细唇，腹壁自上而下渐厚。足墙较窄，上下直立，修足干净利落（图2）。除足墙着地面刷酱色护胎釉外，整器内外满釉。釉质均匀，釉汁乳浊，釉色天蓝，口沿釉薄处呈黄褐色。盘内九块红斑，四长四短一圆点，组成梅花与十字纹相重叠的花形十字纹（图3）。器型端庄稳重，釉色静谧庄严，红斑猩红凝重，图案深沉肃穆。一件充满神秘色彩的金代钧窑圆盘。

　　经考证，圆盘内的红斑图案，是基督教的东方派系、后称“景教”的教徽——梅花十字架。随着对这件钧窑圆盘内红斑图案的研究，一卷尘封多年、少有人知的宗教历史画卷，渐次展现在眼前。

　　唐朝贞观九年（635），也即玄奘法师取经回国前的第十年，一名外来宗教使者，经由与玄奘法师外出取经相近的路线，进入大唐帝国的都城长安。太宗皇帝派出了宰相房玄龄，“总杖西郊迎入内”。在当时，对于一个外来的宗教使者，给予的礼遇规格既高又隆重。入城后，这位外来宗教使者，“翻经书店，问道禁闱。深知正直，特令传授。”天天沐浴着浩荡皇恩。这位外来的宗教使者，名叫阿罗本，他所信仰的神，就是“上帝”，他传授的宗教名称，先谓“大秦教”，后为“景教”，是基督教的东方派系--聂斯托里派。“判十字以定四方，鼓元风而生二气”。这些充满佛、道韵味的文字，出自现存西安碑林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碑文记载了基督教聂斯托里派唐代早、中期在中国传播的盛况及唐末的渐衰，直到辽、宋、金时期，景教先在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传播，后逐渐传入内地，金、元时期，景教信徒数量大增，迅速传遍大江南北，北京、大同、济南、杭州、温州、泉州等地，都建立了大量的景教十字寺。《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载，景教刚入中国时，原称“波斯教”“大秦教”，后改为“景教”，隐喻信奉景教的信徒，都有光明的前景。景教没有偶像，十字架是其主要标志和教徽。

　　景教教徽在不同时期不断变化，十字架的形状呈现出多种多样的风采。如唐代酒红玛瑙十字架、宋代青铜十字架（图4）、宋代白玉十字架，直至现代简化成少有装饰的“十”。

　　对这件钧瓷圆盘内红斑组成的梅花十字图案的研究，我们收获以下几点历史信息：

　　第一，经考察比对，这件钧窑圆盘，是金代时期河南禹州境内钧台窑的产品。瓷器是时代的缩影、时代的镜子，反映的是时代的综合历史。在钧窑圆盘内描绘基督教的教徽，反映出景教在晚唐时期衰落后，宋金时期又在黄河南北广大地区广泛传播，盛况不亚于中唐时期。

　　第二，众多景教十字寺的建立，瓷器成为信徒们宗教活动与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市场需求量的增长促进了制瓷业的发展，制瓷业的发展，尤其是带有宗教文化图案瓷器的大量生产，加大了宗教文化的宣传力度，进而加速了宗教文化的传播，两者互为依托、互相促进。

　　第三，金代钧窑瓷器的红斑，是在素烧胎骨上施完底釉后，在底釉上再施加有铜元素的釉药，也即人工点彩。但是，铜是一种极其活跃的元素，受窑温变化而呈现出不同的发色。这就是钧瓷“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原因。因此，红斑的形状、呈色的浓淡很难由人控制。能用手中点彩之笔，准确画出与耶稣权杖杖首图案基本一致的图案、出窑后红斑呈色又鲜红艳丽，反映出制瓷工匠丰富的宗教文化知识和对景教的虔诚以及高超的制瓷技艺。

　　关于基督教东方派系景教在中国流行的基本历史信息，主要来源现藏西安碑林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这座石碑，唐建中二年立碑，唐末，随着景教的衰落而销声匿迹，明末，天启年间面世，曾在欧洲诸国展出引发轰动，光绪年间入藏西安碑林。因其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和存世的唯一性，2003年列入国家禁止出国文物展名单。研究景教的资料匮乏，有用物证极少。多年来，各路专家苦苦寻觅，不得其二。这件金代钧窑天蓝釉红斑梅花十字纹圆盘，不但是宋金时期少有的钧窑珍品，更是一件负重的文化载体，承载着丰富沉重的宗教历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