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对于鸣虫蟋蟀的喜爱自《诗经》就有记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而当蟋蟀“入我床下”，年也将尽，所谓“蟋蟀在堂，岁聿其逝”。时令更迭，节气不爽。人们对蟋蟀的顾念其实是对经历的、流逝的岁月的顾念，所以寒冬之时，仍然想“听见”那生机勃勃的长夏和五谷丰登的秋天。便有了冬天蓄鸣虫的习俗。民国时期，英国自然学家索尔拜称，没有一个国家的人民如中国人一样热爱蟋蟀这种小昆虫。他将蟋蟀清脆悦耳的声音比喻为生生不息的自然之声。

　　清代满族亲贵十分喜欢这些时令的小虫，不仅在秋天斗蟋蟀，还乐于蓄养蝈蝈、蟋蟀、油壶鲁等鸣虫，在冬天闻享“万国（蝈）来朝”的口彩。但蟋蟀、蝈蝈等鸣虫在冬天很难存活，于是便有了蓄养冬虫的葫芦笼。王世襄在《冬虫篇》写道：“近年海外拍卖图册，文物广告，以致博物馆刊物，对各种葫芦一律称之为Cricket　Cage（蟋蟀笼），仿佛鸣虫只有蟋蟀一种。”直到今天，英国博物馆里的冬虫葫芦笼和斗蟋蟀的罐子还是被统一的标为Cricket　Cage。

　　清代皇室的追捧使得匏器（即用葫芦制成的各种器皿）工艺发展到了高峰。在英国牛津大学的阿什莫林艺术与考古博物馆中所藏的冬虫葫芦笼，可令我们一窥这时期葫芦造物之精美与鸣虫文化之精深。

　　牛津大学阿什莫林艺术与考古博物馆藏象牙口蟋蟀葫芦是清代中期的蟋蟀葫芦，素面，有浆感的光泽，口、盖为象牙材质。最上面高出盖子的蒙心部分为玳瑁雕花。蟋蟀葫芦讲究口、盖、蒙心、砸底等结构，口多为象牙、玳瑁、木质的环形，用于连接葫芦和盖。蒙心则是鸣虫传声的“窗口”，多雕刻成精致镂空的纹样。此件葫芦的蒙心花样是蝴蝶和花，其间有一些实心的圆形，使蒙心整体呈现“瓜瓞绵绵”的纹样。瓜瓞绵绵是清代中期器具中常见的一种纹样，寓意子孙绵延不息。

　　阿什莫林艺术与考古博物馆的藏品象牙口油壶鲁葫芦也是一个素身葫芦，较蟋蟀葫芦略“矮胖” 。王世襄介绍，蟋蟀、油壶鲁、金钟儿等属于穴居类鸣虫，“夏末脱衣于乱草瓦砾之底，秋凉藏身于土穴、石隙之中”，另外还有缘枝类鸣虫，如蝈蝈、咂嘴儿等。根据“缘枝类”和“穴居类”鸣虫的不同习性，葫芦的形状也不一样，蟋蟀葫芦腰部位于器身的中下，腹大。“穴居类四种鸣虫……油壶鲁葫芦粗于蛐蛐葫芦，乃虫之大小有别使然。梆儿头葫芦视蛐蛐葫芦细而高，为防其逃逸。金钟葫芦又粗于油壶鲁葫芦，因每养必双，且可两对雌雄同贮一器。所有鸣虫，一器只畜一雄，喜群居者，仅金钟一种。 ”而缘枝类鸣虫葫芦的腰部较高，底部的直径较小，如阿什莫林艺术与考古博物馆藏的象牙口蝈蝈葫芦。

　　穴居类鸣虫的葫芦笼腹大、重心低，这是因为穴居类鸣虫喜阴，罐内部要有垫底，使其触到泥底的地气，俗称砸底。王世襄写道：“底有二十至三十度斜坡，斜坡高处与腰之内壁相接。中心微凹，略如圆匙。底用三合土（黄土、白灰面、细沙）垫成。垫前须筛细并加水分，以捏之成团，搓之即散为度。……底干透后用孩儿茶（儿童用中成药）煎汁涮过，染成深褐色，宛如多年陈底。”

　　这件象牙口油壶鲁葫芦的蒙心几乎与盖平齐，并没有高出很多，称为“平顶式”。关于油壶鲁葫芦器型，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记载：“又有油壶芦，当秋令时，一文可买十余枚。至十月则一枚可值数千文。盖其鸣时铿锵断续，声颤而长，冬夜听之，可悲可喜，真闲人之韵事也。”葫芦的蒙心雕花纹样为松鹤灵芝图，是一件传统的纹样，有延年益寿之喻，在清代的雕花工艺中也比较常见。此外，仙鹤、灵芝、松树也常出现在绘画之中，如八大山人的松鹤芝石图、清代宋照的松鹤灵芝扇面等。

　　博物馆的另一件藏品象牙口蝈蝈葫芦，则脖短、腹窄，呈现蝈蝈葫芦的典型式样，盖子为似玉石质感的材质。蝈蝈葫芦的盖大多用较轻的瓢制成，上钻5至7个圆形小孔，孔径和孔距不同，对鸣虫声音的影响不一。由于盖子出声口较大，器内往往配有蚊香状铜簧，防止蝈蝈碰伤触角和腿足。

　　这件象牙口蝈蝈葫芦表面呈现突出的“阳刻”缠枝莲纹。但这并非阳刻，而是以雕刻的阴文模范范制而成。范制是趁葫芦幼小时，将其纳入事先雕刻好的阴文模范内使其生长，等葫芦完全成熟，去掉表面皮层和内瓤，截口、漆里、加口边，制成浮雕一般有“阳刻”花纹的方法。

　　莲纹是传统装饰纹样。明代与西域交流之后，传统莲纹加入了异域元素，典型的就是西番莲花卉纹样。清吴其浚《植物名实图考》介绍，“（西番莲）瓣为莲而蕊为鞠，以莲始而以鞠终，故又名西洋鞠。”清雍正之后，西番莲纹样成为莲纹的主流，甚至逐步取代了传统的莲纹。另外，西番莲的纹样与宗教也有密切的关系。

　　葫芦器本身具有子孙绵延之意，清代匏工的发达与葫芦的生殖崇拜不无关系。《闻一多全集·伏羲考》中讲到“汉族以葫芦（瓜）为伏羲女娲本身， ——为什么以始祖为葫芦的化身，我想是瓜类多子，是子孙繁衍的最妙象征，故相比拟。”在清宫造办和民间手工艺中，葫芦器和以葫芦为设计理念的工艺品很多。如葫芦鼻烟壶、葫芦瓶；又有以玉、水晶等材质雕刻而成的葫芦样式工艺品。

　　鸣虫葫芦、蒙心上雕琢纹样的精美，更体现着清代“据器而道存，离器而道毁”的审美和技术观念。在宫廷造办处的规矩中，清代的纹样和技艺蕴含了统治层的民族、政治、外交等诸多思想，而“官样”又成为民间竞相模仿的对象。

　　蟋蟀、蝈蝈等本是秋天的时令小虫，但为招人喜欢的吉祥寓意、为了冬季有个朝气勃勃玩具，便被蓄养起来，隆冬时节，在狭小的葫芦里幽鸣。正如王世襄写道：“蛐蛐只不过是微细的虫豸，而是人，号称‘万物之灵’的人，为了它无端生事，增添了多种多样的活动，耗费了日日夜夜的精力，显示出形形色色的世态，并从中滋生出不少的喜怒哀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