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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家文化玉器的发展与演变

  • 2018-03-20 17:26:35
  • 来源:益云居
  • 作者:益云居



齐家文化玉器发展演变的内在轨迹是齐家文化玉器研究中的一个较为复杂的课题。齐家文化玉器是齐家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齐家文化本身在人类历史的舞台上匆匆而来又匆匆地离去,它最终发展演变的方向是什么?是否被其他文化所继承?这些问题也许从齐家文化玉器的发展演变上可以找出答案。齐家文化玉器是一个独立发展的玉文化体系,它有着自己清晰的早、中、晚发展脉络,在齐家文化消亡之后,齐家文化玉器被后来的文化所继承,这从玉器的类别及特征上可看出来。下文试对该问题进行简单剖析。




一、齐家文化玉器的类别及特征


目前在有关齐家文化玉器的资料中,对齐家文化玉器类别的划分标准不一,因而所划分的类别也有所不同。彭燕凝先生等认为齐家文化玉器“可分为工具、礼器、兵器和饰品、玩具等几类”,其中工具类包括刀、铲、斧等;礼器类有璧、琮、璜、刀、钺等;兵器类有刀、戈等;饰品类有发箍、臂饰、挂件等;玩具类包括一些动物雕件 。岳龙山先生则认为齐家文化玉器“大致分为几大类:工具类玉器;奠祭类玉器;兵器类玉器;礼器类玉器;饰物类玉器”,其中工具类有刀、斧、锛等;奠祭类有玉琮等;兵器类有刀、戈等;礼器类有琮、璧、环、刀等;饰物类有玉管、坠饰及动物雕件等 。


试分析以上类别的划分,发现各类别所归属的器物多有所重复或者模棱两可。比如刀,大多既把其归为工具类别,也把其列入兵器及礼器之中;琮,既属于奠祭类又属于礼器。对器物的分类,过粗,则难以具体到单个器物遗存;过细,则又对单个器物遗存的归属造成模棱两可。张明华先生把齐家文化玉器按其内容分为礼器、工具和装饰品三大类 ,这种分类笔者比较认同。其中礼器类主要有璧、琮、圭、璜、环等;工具类主要有斧、锛、凿、铲、刀、纺轮等;饰品类有绿松石珠、坠饰、臂饰、管饰、配饰及动物雕件等。




甘肃省博物馆藏玉琮

在齐家文化玉器中,如斧、锛、铲、凿等工具类玉器,其玉石材料多为普通玉料,甚至部分选材接近石质材料,而如璧、琮、璜等礼器类玉器多为玉质滋润、色泽纯正的本地玉料或者是和田玉。既然同样是齐家文化玉器,为什么在玉器的玉材选择上会有所不同呢?显然,齐家先民在齐家文化玉器的玉材选择上存在着材料的分化现象。这种对玉器材料的分化是建立在玉器的类别分化基础之上的,只有在出现了类别的高低不同之后,才有可能据此来选择相应的材料。


大量的考古资料表明,新石器时代晚期是华夏文明形成的一个重要阶段,在这个阶段内,原始农业、畜牧业、建筑以及制陶、制骨、石器、玉器加工等手工业均发展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原始宗教、社会组织结构等都发生着重大的变化。玉器手工业是从石器手工业中分离出来的一个手工业门类。在石器手工业中,所生产出的石器主要是用作生产生活,所以石器手工业中多生产的是生产生活用具,这里所生产石器工具的作用亦主要是用于提高或改善人们的物质生活。而玉器手工业形成之后,则着重于提高或改善人们的精神生活,各种精心制作的华美玉礼器已成了人们精神生活的载体,承载着时人笃诚的精神信仰。我们甚至可以认为,也正是在人们这种笃诚的精神信仰的推动下,才使玉器手工业与石器手工业最终彻底分离。正因为如此,在玉器手工业完全形成之后,玉器类别的分化便是一种随之而来的必然现象。


齐家文化的玉器制造业比较发达,玉礼器在整个社会观念中占据着重要地位。礼器类玉器在用材上与其他类别玉器的明显分化,表明宗教信仰等观念在当时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之高,同时也表明了当时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的提高。


从已发掘出土的齐家文化玉器来看,其基本特征通常光素无纹,以素为美,其造型简单朴拙、粗犷、豪放,做工精琢细磨,方圆中矩,线条流畅。齐家文化玉器的总体特征可用“材质上乘、品种多样、器形美观、制作精致、大气凝重”五个方面来概括,下文中笔者就齐家文化玉器中典型玉器的特征予以简单描述。


(一) 玉璧(环、瑗)



图一 积石山县博物馆馆藏玉璧


图二 皇娘娘台出土玉璧


玉璧,多是一种周边呈正圆,体扁平,中心有一圆孔的器物(图一),也有多边形或不规则形状的(图二),但大多数是圆形。《尔雅》记:“肉倍好,谓之璧;好倍肉,谓之环;肉好若一,谓之瑗。”意指器物的孔旁宽大于孔径的可称之为璧,环的孔径要大于孔旁宽,瑗的孔径则与边宽相等。但考古发现中,此说并不绝对,故夏鼐先生建议三者统称之为璧环类,简称为璧。关于璧的起源、功能和用途,在《尚书》、《周礼》、《山海经》、《诗经》、《史记》等古代文献中多有记载。在齐家文化玉礼器中,玉璧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是齐家文化玉礼器中的一种重要器物。


齐家文化玉璧多素面,少有纹饰,器形庄重典雅。早期玉璧中相当部分玉璧含有较重的石质,如皇娘娘台出土的两百六十多件玉璧,但早期玉璧在制作工艺上与石器有了明显的区别;中期玉璧选材优良,制作工艺精美,有大量精品问世;至晚期,齐家文化先民对玉璧的重视由实物转为观念上的信仰,如师赵村遗址陪葬的一璧只有一面磨光,所以晚期的玉璧在制作工艺上则有所简略。


(二) 玉琮



图三 甘肃省博物馆藏玉琮


玉琮,是一种外方内圆从中贯通的器物。《说文》中说其形状“似车釭”,《白虎通·文质篇》曰:“圆中、牙身、方外曰琮”。玉琮在齐家文化玉器中也是一种重要的礼器。总体上纹饰以素面为主,有长方体形及矮体形两种,造型大气凝重(图三)。早期齐家文化玉器中玉琮发现数量不多,中期以后则相对增多且制作工艺精美纯熟。


(三) 玉璜



图四 桥村遗址出土玉璜


玉璜是一种弧形的玉器,据考古发现,自殷代始,璜一般是璧的三分之一,少数接近二分之一,汉代时多认为“半璧为璜”。玉璜可穿孔为佩饰,故亦称佩璜。穿孔的玉璜在新石器时代已经出现,一般两端各有一孔。商代的玉璜多由璧环类改制而成,如妇好墓中的玉璜有的用两件或三件便可以拼合成一只玉璧,有的是玉璧圆周的四分之一 。在齐家文化玉器中期以后玉璜比较多见(图四),如师赵村遗址中所发现齐家文化玉器以璜数量最多。


(四) 玉斧、玉锛、玉凿及玉刀



图五 皇娘娘台出土玉斧



图六 新庄坪遗址出土玉凿

斧(图五)、锛、凿(图六)是齐家文化工具类玉器中比较常见的几种玉器,制造工艺粗精不一。斧的顶部往往不齐整,可嵌于木柄中。锛、凿多为长方形一面刃。




图七 桥村遗址玉刀


玉刀(图七)也是齐家文化工具类玉器中常见的器物,多为长方形,条状,一端略宽,一端有刃。一些作品刃略显内凹,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穿孔。玉刀在齐家文化玉器的分类中往往既有人把其分在工具类中,也有人把其分在礼器类中。玉刀是齐家文化工具类玉器中比较特殊的一种玉器,特别是多孔玉刀,很多人认为其不具有实用性而把其归在礼器类别中。笔者以为,在齐家文化玉器中,工具类别的玉器不一定就是用作生产生活的工具,而应该是一种仿工具类的玉器,其在使用上作用应该同于礼器,以实现对天、地、战争以及社会生产生活等各个领域的祭祀。之所以把其称之为工具类玉器,主要是从其器型上与石制同类工具相同以及为今人理解、研究的方便。所以,对于玉刀,不管是多孔玉刀还是普通的玉刀,都应该把其归在工具类玉器当中。


(五) 绿松石饰等饰品类



图八 桥村遗址绿松石项饰



图九 积石山县博物馆馆藏管饰



图十 积石山县博物馆馆藏动物雕件


绿松石饰(图八)是新石器时代晚期比较常用的装饰品之一,在齐家文化遗址中屡有发现,此外诸如各种除绿松石以外的其他玉材的珠饰、坠饰、臂饰、管饰(图九)以及动物雕件(图十)等具有装饰品性质的玉器在齐家文化玉器中也经常被发现。以珠饰为例,大何庄遗址发现的玛瑙珠、临潭磨沟遗址发现的滑石珠等均具有齐家文化的鲜明特色。这些饰品制作精美,除动物雕件外多为素面,少有纹饰,大气凝重;动物雕件以阴刻线为主,细腻朴拙,都极具齐家文化风格。


二、齐家文化玉器的演变轨迹


通过上文中对齐家文化玉器类别及特征的分析,我们从中可大致看出齐家文化玉器前后的发展演变轨迹。虽然以上所述仅是齐家文化玉器中的一小部分,尽管也许其间诸多认识尚拘囿于笔者对齐家文化玉器的认知程度,但也不难看出,在整个齐家文化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齐家文化玉器独具风格,自成体系,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是我国史前玉器发展演变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为研究我国史前玉器的产生、发展、繁荣这一演变过程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杨伯达先生曾将我国距今五六千年的各地玉器分为北、南两大系,大约至距今四千年,两系玉器互相融汇为山东龙山玉文化、陕西龙山玉文化以及甘肃齐家玉文化。认为这“三支玉文化先后在中国的东部、北部及西部分别进入了自己的高峰,遥相辉映,像三把火炬似地照亮通向文明时代的殿堂,它在全国玉文化的地位是不可低估的” 。我们且不论杨伯达先生对这三支玉文化的先后发展序列的态度,但先生对齐家文化玉器的地位与研究价值的肯定及重视程度是非常明了的。


齐家文化的特征与演变主要体现在三大体系上:首先是其拥有的一批具有鲜明特色的陶器体系;其次是其率先于中原地区的冶金体系,首先使用铜器;第三就是其自成一体的齐家玉文化体系。这三大体系使齐家文化成为西北地区乃至全国史前文化末期之最辉煌耀眼的成就之一。


齐家文化的发展阶段与我国上古三代文明比较接近。从时间上来看,齐家文化与夏文化几乎同时同步;从空间上来看,齐家文化的分布范围与夏和周的势力范围密切相连,甚至部分是重合的。夏和周在文化来源上都和地处西北的甘肃东部地区有关,这些就给齐家文化的大致发展趋向提供了一个线索。齐家文化所处的公元前22世纪至公元前17世纪,是我国的铜石并用时代,夏代所处的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17世纪,情况也大致如此。史书载“大禹出西羌”,这句话应该是揭示出了夏文化的主体一支和西北的羌人之间的关系。而对于齐家文化的族属问题学术界曾认定为羌人,那么从这个方面来说,也许齐家文化的发展趋向和夏文化的起源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夏文化遗址中,最重要的是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在二里头遗址三、四期中出土了一批玉器,这批玉器大多光素无纹,器型长大宽薄,抛光莹润,少数有纹饰的其纹饰也主要以阴刻线为主,均极具齐家文化玉器的风格。


齐家文化本身与周边文化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与交流,这种联系和交流并不是表现在居民的大规模迁徙或者是文化间的剧烈碰撞上,而只是各文化在自身的上升发展过程中,由于地域的扩大而与周边文化发生的接触,并进而在器物的种类、形状、制作工艺、社会功用等方面的相互影响与融合。但是,这种交流并没有导致文化本身发生质的变化,与此相反,这种文化间的联系和交流是以渐进的方式给双方注入了新的血液与活力。


大约距今四千年左右,由于中国西部气候环境的逐步恶化,使得这一地区的农业经济遭到极大的破坏。农业经济的衰落迫使定居在河谷地带的大量人口开始分散地迁徙到更为广阔的空间范围,并转而从事简单的畜牧业活动。这种经济生活方式的重大转变,使文化的发展开始出现分化的趋势,主流文化便在这种背景下逐渐解体,继而在甘青地区逐步形成了小而分散的文化分布格局。然而正是这一分散的文化分布局面使得齐家文化得以延续,为分别形成以后的辛店文化、寺洼文化、卡约文化、四坝文化、沙井文化、先周和西周文化以及最近发现的礼县的先秦文化等奠定了基础。


齐家文化玉器是齐家文化特征和发展演变的重要载体之一,因此齐家文化玉器的发展演变轨迹与齐家文化本身的演变应该是并行的。甘肃有着独立的古老玉文化,齐家文化玉器有其独立的玉文化体系。它的源头可追溯到仰韶文化早期阶段,从其器型以及风格来看,应该是土生土长的本地玉文化。从对齐家文化玉器的分期来看,不论是从其选材、工艺还是从数量上来说,都可以看出一种本地的玉文化体系业已形成。


有学者认为齐家文化玉器较东北红山文化、东南良渚文化玉器要晚,而与黄河中下游的客省庄二期文化(陕西龙山文化)玉器大抵同时,因此齐家文化玉器应该是受到了它们的很大影响,进而吸收了它们的元素,笔者以为不然。


红山文化是辽河流域新石器时代的重要文化,红山文化玉器高度发展的基础是由查海文化、新乐文化经历了两千年岁月奠定下来的。红山文化玉器的器型、选材、风格以及其独特的制作工艺等和齐家文化玉器截然不同,因此齐家文化玉器受到红山文化玉器的影响很小。对于东南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杨伯达先生认为“即使甘肃齐家玉文化确实接受了良渚玉文化的璧、琮,也不妨碍它的独立发展的史实,这从其璧、琮所用玉材及形式上的异同便可了解。甘肃玉文化的璧、琮不是良渚玉文化的翻版,这也是有目共睹的” 。至于齐家文化与客省庄二期文化(陕西龙山文化)的关系,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只能说它们由于所在地区邻近,彼此间可能有较频繁的交流,互相影响较深,关系较为密切,但不能说它们属于同一文化系统” 。笔者以为这种见解同样可以作为研究齐家文化玉器时的一项重要参考。


从众多的史前文化玉器来看,时间稍晚的四川成都平原广汉三星堆文化玉器与齐家文化玉器的关系较为密切。三星堆文化是古四川盆地及周边各族共同创造的伟大成果。史籍所述古蜀文化的创始者即来源于西北的岷江上游。古蜀国第一代王“蚕从”,即“始于岷山石室之中”,而岷山以及岷江的西北部就是甘肃、青海、昆仑山。在众多的有关三星堆文化遗址的研究中,学术界多认为三星堆先民源于成都平原岷江上游的茂汶地区。岷江上游与齐家文化所在的河陇地区在经济方式上同是农牧相结合,而两地又仅一岷山相隔,因此其在文化上所受到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三星堆文化中的玉器似乎更多地吸收了齐家文化玉器的因子,甚至是齐家文化玉器的直接继承和发展。三星堆文化玉器与二里头文化玉器部分器物有较多的共同点,一些玉器品种甚至与二里头文化玉器是一脉相承的,因此二者可能在文化的源流上有着共同的大背景。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红山文化玉器的主要形制在后世的中原玉文化中延续的不是很多,良渚文化玉器的艺术风格与特点在中原玉文化中得到的继承也较少,而齐家文化玉器的形制品种在后世的传袭中几乎大部分都得到了延续和发展。比如辉煌的青铜器时代,中原地域的很多青铜器造型及特征与齐家文化玉器有着极大的渊源。自商周至春秋战国,从秦汉到魏晋隋唐直至明清,玉器的发展除了工艺的复杂与雕琢上的进步以外,其形制品种基本上没有脱离齐家文化玉器的器型范畴。甚至儒家文化的兴盛以及对于玉器的大量溢美,其中主要礼器的形制也大部分是基于齐家文化玉器的基本造型。


古老的黄河流域孕育了伟大的华夏文明,处于黄河上游的齐家文化在华夏文明的形成中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而齐家文化玉器便是这一角色不可或缺的一个演出道具,因为齐家文化玉器的存在,而使齐家文化在诸多史前文化中脱颖而出并更加光彩亮丽。


责任编辑: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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